台湾文化由当地客家文化和后期不断涌入的以福建为主的移民文化构成，这个体系深入到了这座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著名的台湾民歌为例，它就是经过福佬民歌和客家民歌组成。为日后影响深远的台湾流行音乐做基础。
台湾同胞喜欢用民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歌唱劳动，歌唱爱情，歌唱生活。无论是烈日当空的白昼，还是月色空蒙的夜晚，也不论是山区、平原，还是渔村、茶园，人们经常会听到阵阵悠扬动听的民歌随风飘来，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的确，台湾不单是戏剧
杭州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拥有着人间天堂的美誉，传承了几千年的城市文化，在这其中最能体现的便是分布于杭州街头巷尾的街巷地名了，每一条路，每一条街的命名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北岸、西湖之滨。水居江海交会，陆介两浙之间，襟江带湖，风景秀丽，交通便捷，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秦置钱唐县，南朝梁、陈相继置临江郡、钱唐郡，隋置杭州，五代吴越、南宋先后两次在此建都，元后又历为省会。
自古被誉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坊巷》中写道：“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生动地反映了当年杭城繁华的景象。
杭城的街巷里弄，随着城市的繁荣，形成和发展。杭城的绮丽风光，因地名之意蕴，愈显妩媚。
（一）山岭地名
（1）以山命名
吴山，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天竺山，它的命名与佛寺在西湖的兴起直接有关。月轮山，形圆如月。孤山路，东起平湖秋月，接白堤西，过西泠桥，接北山路。孤山后山路，沿线有鲁迅铜像、纪念创办求是书院的清末杭州知府林启的林社、纪念隐居孤山的宋代诗人林和靖的放鹤亭，还有岭南金石书画家许炳的生圹、近代杰出文学家苏曼殊墓遗址、中国印学博物馆等。
（2）以岭命名
葛岭，相传东晋葛洪曾在此炼丹，故名。栖霞岭，旧多桃花，灿如凝霞。白塔岭路，以岭名路。万松岭路，夹道多巨松，慈云岭古道，吴越王钱鏐凿山修筑。
（二）水文地名
（1）江河地名
路因附近的溪河而得名：九溪路、西溪路、浣纱路、中河路、上塘路、钱江路，水沟巷、池塘巷、古河巷，沈塘湾，小河直街，荷花池头，横河桥，小河下、大河下。也有以本省的江河名命名的，比如姚江路、甬江路、衢江路。还有以古迹命名的清水潭巷、珠儿潭巷
（2）井泉地名
唐刺史李泌凿六井引西湖淡水以供民用。嗣后历代地方官也都重视凿井，于是水井遍布，出现了一些以井命名的街巷，如百井坊巷，旧为祥符寺北界，吴越王钱鏐在此一带凿井九十九眼，号称百井，由此名巷，称百井坊巷。姚思勤《开井》诗云：“勿幕占元吉，开宁三日迟。银瓶齐晓落，玉镜爱春窥。百井得名地，千家受福时。吹萧间有女，童子尔何知？”
此外虎跑路、龙井路、玉泉路，袁井巷、大井巷、小井巷、柳翠井巷、建北井巷、直饮马井巷、义井巷、八丈井巷、四眼井以及方井弄、水弄，均以井泉得名。
（三）寺观地名
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佛道诸教兴盛不绝，寺观祠庵遍布，给杭城地名以深刻的影响。
以寺庙名街巷的如潮鸣寺巷，此外金刚寺巷、上水陆寺巷、姚园寺巷、长明寺巷、灵寿寺巷、觉苑寺巷、华藏寺巷、七宝寺巷、戒坛寺巷、香积寺巷、太庙巷、九刀庙巷、大王庙巷、祖庙巷、比胜庙巷、助圣庙巷、梵天寺路、弥陀寺路等等均是其例。以观名街巷的如清泰街道的佑圣观路，小营巷街道的紫金观巷，武林街道的观巷等等。
以祠名街巷的当推清波街道的祠堂巷和钱王祠路。前者宋名南新街，明时兵部尚书于谦建宅于此，弘治初敕建其宅为怜忠祠，故改祠堂巷。后者祀奉吴越钱镠、钱元镠、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五王。祠在“柳浪闻莺”公园，民国时于祠旁辟路，遂以祠名路。
以庵名街巷如三昧庵巷，庵祀岳飞部将杨再兴。再如白云庵路、木庵等等，均以庵得名。耶稣堂弄，则是受传入的基督教文化影响而命名的。
（四）桥梁地名
杭州自古多桥梁，是杭城旧多河道，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标志。桥多建于交通要津，两端联系街巷，许多街巷就以桥名之。所以这类地名成为杭州地名的重要特色之一。
菜市桥，因其地适宜种植蔬菜，辟有菜市而得名。盐桥，外来盐船多泊于此，盐船待榷，装卸繁忙。卖鱼桥，旧时鱼市所在。江涨桥，传说旧时钱塘江潮水可涨至此，故名。此外还有天水桥、龙翔桥、众安桥、井亭桥、宝善桥、拱宸桥、南星桥等，有些地名至今仍起着地段中心点的作用。同时还产生了以桥为中心的系列街巷地名，如新桥四周有新桥直街、新桥横街、新桥西河下、新桥河下、新桥弄等。
（五）景观地名
这类地名是指古代有此景点，后来景点废除而沿用为当地的街巷名。这一类地名在杭城虽不多，却反映出杭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特色，为寻幽访古提供线索。
如秋涛路，原为观潮胜地。半道红，相传旧时夹道栽桃花。双辉弄，据传农历十五、十六，此弄有日月同照奇观，故名双辉。绿杨新村，原为涌金门外临湖之地，杨柳广植，民国建村时，遂名。桃花弄，旧时多桃花，因以名弄。“东园巷”，则以园名巷。
九里松，史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杭州刺史袁仁敬，在行春桥（今洪春桥）至灵隐、天竺一带种植松树，长达九里，其地名因称“九里松”。与之齐名的还有“万松岭”，夹道多巨松。夹城巷，地值二城之间，故曰夹城。
湘菜文化依附着湖南当地文化发展，为什么湘菜可以成为我国汉族八大菜系之一，这完全是由于湖南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条件等一些重要因素。接下就由小编我为大家总结一下湘菜的地理物产文化底蕴。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故名湖南。属于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境域内地貌特征为东、南、西三面山地丘陵环绕，有雪峰—武陵和幕阜—罗霄山脉；中部岗丘起伏，层峦迭翠，南岳七十二峰逶迤其间；北部为平原湖泊，有滨湖平原和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的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有大小五千余条河川，大都汇经湘、资、沅、澧四水而注入洞庭湖。
湖南在夏、商时期地属天下九州之荆州；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属地；自秦王朝建立，便出现独立的长沙郡和黔中郡（战国时期楚国置，秦代独立，治所在今常德一带，时为临沅县，汉代改为武陵郡）；后屡有改置，但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地理行政区划。
境内民族构成复杂，除后来形成的汉民族外，还有古称“苗蛮”、“五陵蛮”的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独特的地理、历史、民族、风俗等文化因子，共同构成了湘菜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先看气候、地理、物产条件与湖湘饮馔文化的关系。
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使湖南物产极为丰富，山区盛产竹笋、蕈、蕨等山珍和动物野味，江河湖泊盛产鱼、虾、龟、鳖、螺、蚌等水产和野鸭等水禽（这里只谈物产及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今对野鸭等禽类的野生动物保护无关），平原盛产稻梁菜蔬等丰富的食用植物，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坝大都种有湖南的特产湘莲湖藕，等等，真可谓“物华天宝”、无所不有。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五年经两次考古发掘，在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至今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经北京大学十四实验室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先后用质谱加速器测定，确定这些稻谷距今约有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四千年；同时，在洞庭湖平原的其他地区如彭头山、城头山等处，也陆续发现了距今八千年和六千年以前的大量稻谷。
这些古稻谷遗存分布广泛，性状特征不同，显示出并非直线性的起源——发展，而是多源头的产生，展现了湖南地区物产资源的广泛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构成，也证明湖南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湖南的畜牧养殖业也历史悠久、十分发达，着名的传统畜牧养殖禽畜有武陵马头羊、武雪山羊、浏阳黑山羊、涟源黑山羊、湘潭沙子岭猪、宜章猪、桃源黑猪、浦源坪猪、黔邵花猪、长沙大围子猪、宁乡流沙河花猪（两头乌猪）、溆浦龙潭猪、东安猪、新晃凉伞猪、绥宁东山猪、泸溪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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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那么西安的方言又是怎样的呢？自古西安就是关中方言，在古代也称秦声，古代以说秦声雅言附庸风雅，本期西安文化为你介绍西安方言！
盛行于关中以及西北等地的秦腔又称乱弹，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以关中话，即西安方言为代表的的中原官话之一陕西话，虽然深受普通话影响，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古音古词用法。
实际上陕西各地方言大有不同，尤其秦岭以南差异很大。陕南方言就有荆楚方言和巴蜀方言之分，属于西南官话。陕北地区的方言就属于晋语，而关中方言就独树一帜，不同于陕北、陕南各地的方言。
古称关西秦声的关中方言，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
实际上，在唐代等以关中地区为都城的朝代，关中方言是中国的官话，被称为雅言，《诗经》《唐诗》要用古代的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关中方言来读，才算是当时的标准读音。
不仅如此，由仓颉造字，到秦始皇统一文字，通用李斯小篆，汉代演变成隶书，唐代演变成了楷书。陕西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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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文化非常的深厚，台湾民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精华。每一首台湾民歌的形成都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演变而来，接下来小编我为大家介绍台湾民歌的由来。
台湾的音乐文化，除山地音乐本具有原住土着音乐特色之外，汉族的音乐则移植自大陆，但由于三百余年来受本地语言、风俗民情、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人文特质、土地情感浸染与影响，经过不断的滋长、再生和演化，遂孕育出了独具本土风格的音乐。
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福佬人约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会说台湾话的人更多。由于福佬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民俗音乐的内涵亦颇为丰富而多采多姿，故以台语歌唱的福佬系民谣，自然成为台湾民谣中的最大主流和重心。而民间所指的“台湾民谣”亦大致针对“福佬系民谣”而言。
值的一提的，创作于台湾光复前后，流传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作乡土民谣。如光复前的“望春风”、“雨夜花”、“农村曲”、“白牡丹”等，光复后的“补破网”、“烧肉粽”、“安平追想曲”、“杯底不可饲金鱼”等。这些经的起考验的古老好歌，不但极富传统乡土音乐气息，又能反应台胞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操，且能道出在民风保守的时代里，儿女私情的心声，令人百听不厌。每唱起这些曲子，就有如饮啜醇酒，一口甘甚一口，欲罢不能。这些具有民谣风格的创作歌谣，因它们均有作者而不得列入所谓“民谣之林”。事实上，它们能否称得上民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可能连正宗的民谣都要望尘莫及。这正是这些够味道、够水准的创作歌谣经常被认定为“台湾民谣”之理由，这里姑且可称它们为“
民歌在今天的被冷落，并非只是音乐形式的自然更替，而是一个大时代的消亡的文化遗留物。在1960年代，台湾岛上弥漫的都是西洋音乐，在杨德昌的经典名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的最爱就是猫王，尽管不识一字英文，却把猫王的歌曲模仿得惟妙惟肖，唱得一腔愁怨，似是自己，似是他乡。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让台湾的年轻人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孤独的仍旧是台湾。台湾民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催生出来，1975年，由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词的歌曲，掀起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序幕。在这之后，民歌手和创作人大量涌现，是谓台湾民歌的黄金时期。经典名曲更是数不可数，内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大概对其中的很多歌曲都很熟悉，比如《橄榄树》、《雨中即景》、《龙的传人》、《恰似你的温柔》等等。在我小时候，大我许多的哥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弄来的磁带和歌本，大多是台湾当年的民歌曲，那样一段台湾民歌史，不仅影响了台湾一岛，而且也让对岸的年轻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情绪。虽然那些姓名对于当年的我十分陌生，到了信息畅通的后来，当某天某时偶尔听到某位民歌手的作品，常常才知道，这段陪伴儿时的音乐物归何属。这段台湾民歌史，了解者寥寥，远非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拥趸众多。尽管实际上，那一时期的民歌是后来商业流行音乐的母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前者却并未消失和退却，而和后者比肩而立。虽然前者最终回归一隅，在独自弹唱着自己的青春。
台湾民歌－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
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
余光中这样形容他———“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7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这个大风箱，顶着满头白发，深情地歌唱。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在颁奖礼上，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而且一得就是两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颁发最佳新人奖时，嘉宾席上有人打趣：“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2005年发表的《匆匆》，是这位从艺近40年、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孩子白天上课父母晚上受训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
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当然再好不过了。”胡德夫前往应征，“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大家都是卑南族的，他就说一起来唱吧。”“万沙浪主唱，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工作很简单，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预备歌手”。“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
胡德夫回忆说。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一筷子插出“校园民谣运动”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美丽的稻穗》。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自己的歌”，得到别人赞扬。“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感觉很激励我。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1976年，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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