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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的古声部民歌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唱腔。它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流传在羌族的生活当中。然而这种独特的唱腔到底能唱出多么美妙的声音呢？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羌族文化吧！
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有研究称羌族乃是汉民族的前身，属炎黄一系西羌之后。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西北部。唐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同化于汉族。而今，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等县的一支，则是古羌人留下的后代。他们自称“尔玛”或“尔咩”，意思是“本地人”。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许多人认识“羌”字，都是源于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现今流行在羌人中的羌笛早已经过多次改良，是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双管双簧，竖吹，多为六孔，但并无严格的形制，因此音律各异。一个“怨”字，似乎概括了羌笛独特的表现力。其声清脆高亢，多用连续的大二度颤音，徐缓悠长，听来有悲凉之感，使人恍如回到唐朝荒凉的西北边塞之地。
而事实上，今天羌族的居住环境已与古代有很大不同，这里风峦叠嶂，河川密布，有很多着名的风景名胜区，着名的黄龙风景区所属的松潘县内，有一个小姓乡，生活在这里村寨的人们除了有着山民共同的淳朴、坚韧外，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才能——演唱古声部民歌。羌族古声部民歌又称羌族多声部民歌，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国民族音乐史上最古老的一种唱腔。歌唱时，先由一人起调，随之有人和音、补音，少则几是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气势恢弘。
羌族的民歌种类繁多，由于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复杂的唱法与唱词仅靠祖祖辈辈的口传心授来传承。有的歌谣历时极为久远，如《大禹受命继承鲧之父业治理洪水》，歌词中唱到：“禹啊大禹，你是属于天下的大禹。你是一轮五彩烘托的红日，已经冉冉从地平线上升起……”由于羌族历史上曾连年征战迁徙，因此民歌中也不乏鼓舞士气的战歌，如《出征歌》，旋律哀怨、悲怆，即使听不懂唱词，也会被他们虔诚沧桑的唱腔打动，体味到沉重的历史感。“莎朗”是羌族的锅庄舞，喜庆的日子里，全寨人着盛装围火塘或场院边唱边舞，气氛欢快而热烈。
对羌人来说，有歌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禹兴于西羌”，而我国酿酒先圣仪狄是禹之臣，杜康是禹的后裔，因此羌族男人皆有海量。羌族中还流行着一种古老的接待礼仪——饮咂酒。饮前，主客轮流以细竹入坛中吸酒而饮。《晏》，意为酒歌，是羌族最有代表性的民歌载体。演唱时主客并排而坐，由主人和客人轮流对饮对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遗风重重，古韵律袅袅，想是不难觅到临江横槊，胸容天下的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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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打音乐是一本流传于布依族民间利益的一种音乐，是难能可贵的音乐创作源泉。小大音乐是流行于贵州布依族的一种音乐文化。上世纪的八十年底，民族音乐工作者才慢慢的了解这种音乐。那么，大家对于布依族的小打音乐有多少了解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布依族小打音乐，相传是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由中原传入贵州，并在布依族生活地区保存和发展。在历史的衍进中，小打音乐经布依族民间音乐家们不断的总结、完善、发展，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今天这种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等民俗活动中演奏的合奏音乐，并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上世纪80年代，布依族小打音乐被挖掘出来走上舞台。在今天过去的20多年间，布依族小打音乐曾多次参加省、州、县组织的各种文艺调演。州电视台、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多次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布依小打音乐的曲目
布依小打音乐，在黔西南北盘江一带民间流传的计有三百余谱。有《木叶戏调》、《峰顶歌》、《一更里》、《大小开门》、《喊工调》、《过街调》、《上下黔西》、《接客调》、《送客调》、《请客喝酒调》、《谢酒调》、《过街调》、《一支梅》、《三春柳》、《乱插花》、《一更里》、《二更里》、《梆子八谱》、《达南二谱》等等。
2007年，在首届中国布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研讨会上，布依族小打音乐作为布依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布依族铜鼓、布依戏、八音坐唱、削肖贯一起被正式命名为布依族“五宝”。从演奏乐器、曲目、音乐特点等上看，小打音乐曲调婉转优美、柔和平稳，仿若千年古韵、天籁之音，具有中原丝竹音乐和布依民间音乐的特点，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形式。
同时，布依族小打音乐是布依族同胞集体智慧的结晶，充分反映了布依族人民温文尔雅的民族性格和对音乐的独特审美心理，揭示了布依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和礼俗风貌。对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保护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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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无国界，就算人们语言不通，却也可以通过音乐去感受对方的感情，是的，音乐就是这么神奇的东西。除了大的音乐类型，每个地方还有自己的民俗音乐，那么，你想知道产生于广东的潮州音乐吗？就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广东文化吧！
潮州音乐是广东省的民间乐种，流行于粤东地区潮汕一带的潮州方言区，并随潮人的足迹而传播于闽南、台湾、港澳和东南亚一带。
潮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因官宦谪迁、战乱及中原百姓南移，将中原古乐传入潮汕。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乐受潮州方言的影响，并与当地民间乐调融合，逐渐有所变迁。特别是明清以来，对“正字”、“昆腔”、“西秦”和“外江戏”诸剧种的音乐兼收并蓄、融汇发展，使潮州音乐既丰富多彩，又自成体统。
民间器乐乐种。流行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并传至闽南的龙岩、龙溪专区，西及惠阳专区的部分潮语地区，北至五华、大埔、兴宁。在东南亚华侨中也有相当影响。曲调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弋阳腔、昆曲、汉调、秦腔、道调和法曲，至今约有四百年历史。
广场乐包括：潮州大锣鼓、潮州外江锣鼓、潮州八音锣鼓、潮州花灯锣鼓和潮州小锣鼓。
室内乐包括：潮州弦诗乐、潮州笛套古乐、潮州细乐和潮州庙堂音乐。
潮州音乐最具特色的乐器有潮州二弦、唢呐、深波。潮州二弦的弓子长，声音尖亮高亢，是弦诗乐的主奏乐器。潮州大唢呐称“大吹”，小唢呐称“吹仔”，用麦杆作哨子，音色柔美细腻，是锣鼓乐的主奏乐器。深波是宽边大锣，用软槌击奏，音色纯厚浑圆，地方色彩很浓。
潮州音乐主要特点是古朴典雅、优美抒情。它的主要乐器是二弦、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打击乐器。潮州音乐保留了很多南音古韵，日益为世界所关注。它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弋阳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和法曲诸乐的素材，兼容并蓄，自成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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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食文化，发展至今根据不同口味，不同气候条件和不同地理位置条件，分为了大大小小数十个菜系，但是真正名声响彻中内外的还是要属“八大菜系”了，那么在历史上八大菜系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饮食文化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南北菜肴风味就表现出差异。到唐宋时，南食、北食各自形成体系。到了宋代，北咸南甜的格局形成。发展到清代初期时，川菜、鲁菜、粤菜、苏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菜，被称作“四大菜系”。到清末时，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分化形成，共同构成汉民族饮食的“八大菜系”。
清代初期，鲁菜（包括京津等北方地区的风味菜）、苏菜（包括江、浙、皖地区的风味菜）、粤菜（包括闽、台、潮、琼地区的风味菜）、川菜（包括湘、鄂、黔、滇地区的风味菜），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的地方菜，后称“四大菜系”。
随着饮食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菜愈显其他独有特色而自成派系，这样，到了清末时期，加入浙、闽、湘、徽地方菜成为“八大菜系”，以后再增京、沪便有“十大菜系”之说。
尽管菜系繁衍发展，但人们还是习惯以“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来代表我国多达数万种的各地风味菜。各地方风味菜中着名的有数千种，它们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品种繁多，风味各异，讲究色、香、味、形、器俱佳的协调统一。
这些名菜大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仅体现了精湛的传统技艺，还有种种优美动人的传说或典故，成为我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菜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地域的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及古代落后生产力和排外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异，还造成了中国“东辣西酸，南甜北咸”的口味差异。喜辣的食俗多与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有关。我国东部地处沿海，气候也湿润多雨，冬春阴湿寒冷，而四川虽不处于东部，但其地处盆地，更是潮湿多雾，一年四季少见太阳，因而有“蜀犬吠日”之说。
这种气候导致人的身体表面湿度与空气饱和湿度相当，难以排出汗液，令人感到烦闷不安，时间久了，还易使人患风湿寒邪、脾胃虚弱等病症。吃辣椒浑身出汗，汗液当然能轻而易举地排出，经常吃辣可以驱寒祛湿，养脾健胃，对健康极为有利（对当地人而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从不同国界的文化交流，再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可以说中国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更外界相融合，不断的融入新鲜的血液，那么时至今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否在这个不断吸收的过程中，是不是又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呢？中华传统文化特点又是什么？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结束语】“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