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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为山西省之简称，晋商指的是山西商人，尤其是以山西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地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晋商的历史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以来，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那么，今天就随小编一起来了解，晋商文化对人们有什么启示。
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将关云长尊为财神，百般信崇，均在于其“信”、“义”二字。晋商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
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晋商不乱交友，“相与”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票号经理李宏龄着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所谓晋商，指的是历史上明清两代500年间的山西商人，他们的主营业务以盐业和票号为主，时至清代已成为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商帮，甚至在世界经济史学界中，还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足见其辉煌。那么今天的晋商文化就为你介绍，晋商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一、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两相比较发现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可见重视家规与家风在晋商家族发展中的重要性。
能够长期兴旺的晋商家族，后代子孙基本上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
二、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
三、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
历史上的晋商，发家之后往往谋求买官留爵，以提高自身家族的社会地位。根据清代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晋商之中的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举例说明，据清档记载，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等。
四、婚姻多不幸
清代，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由此可见，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五、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之前我们中国的端午节被韩国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成功通过。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暂且不说民族情绪，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确实不如韩国做得好，甚至相距甚远。所以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那么，韩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中国人的启示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有效的立法和完善的制度保证。
韩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于1962年制定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在韩国，文化财（文化遗产）分两部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又根据其表述形式分为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历史、自然的知识和实践等，半个世纪以来，韩国已经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同时，《韩国文化财保护法》还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法律的制定和具体制度的实施奠定了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
二、完备的认定制度。
1、标准化认证制度。韩国把在历史上、学术上、艺术上值得保护而地方色彩浓厚的项目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由专门学者的研究报告书、民俗艺术演出比较大会展出作品，以及由市、道知事将地方文化遗产委员会决议后，通过的项目予以建议。此外，有关专家的建议等等，都是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审议对象。
文化遗产委员会判断其有认定的价值后，则由有关文化遗产委员或专家委员与其他有关学者实地考察，确认其技能与艺能的传承由来、内容、传承状态以及具有相关技能及艺能者的经历等，将其调查结果进行审议，最终由文化遗产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其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和认定为具有相关技能者。
2、竞争性的认定制度。为了保存日益消失的传统文化，韩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举办了“全国民俗艺术演出比赛大会”。从1964年起，“全国民俗艺术演出比赛大会”被改称为“全国民俗艺术欢庆”，直到现在每年都坚持举办。通过此赛发掘文化项目，只有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项目才能被列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
3、动态性的认定制度。对于地方文化节为代表的民俗剧的演出，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假面具为例，根据时间及场所的变化，他的台词内容发生变化，演出时间也有所变动。文化的传承具有二元化的保存与继承发展两方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原有的面貌、原有的台词进行保存是有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也不符合以传统的继承发展为目的的思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时代的产物，可以进行再创造。
4、针对性、优先性认定制度。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项目，与没有被指定的项目之间在申报的先后次序上有差异。被指定为重要无形遗产的项目被当成标准，因此对其他种类的艺术行为的评价被降低。
号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山西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在支撑并推动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中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就来了解，晋商文化精神是什么。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大盛魁的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如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等。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
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总而言之，诚实守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开拓进取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济是晋商的环境支持，务实经营是晋商精神的内在品质，经世济民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五百年的商业辉煌。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它在中国神州大地上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世纪性的繁荣。现如今，要感受晋商文化的魅力，就要通过其代表来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吧。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又是民俗的堂殿。这里已建为华北民俗博物馆。已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人。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原名“在中堂”，是山西省集中反映晋中地区民俗民风的博物馆。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780平方米，有院落19进，房屋313间。从高空俯视整个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囍”字。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渠家大院：
可与乔家大院媲美的是渠家大院。渠家大院同乔家大院一样，是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晋商渠源浈的宅院，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遗产，已成为新的经济文化的载体--晋商文化博物馆。
渠家大院占地5317平方米，共8幢大院，19幢小院，240间房屋，迈入大门，一连五进，深达百米。象征着官品地位的“十一彩”牌楼，戏台院，栏杆院，木雕、砖雕、石雕，或圆雕、浮雕，多处镂空，立体感甚强，游人至此，无不驻足感叹。
曹家大院：
曹家大院位于太谷县城西南的北恍村东北角，是明清的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宅院，占地10638平方米。该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现存房舍277间，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尤以按“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字型宅院，俗称“三多堂”，现已辟为博物馆。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于晋中市灵石县静升村北端的黄土丘上，是太原王氏后裔——静升王氏的住宅建筑群。大院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石鼓、门窗等均构思奇妙，造型逼真。
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其他：
在晋中还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商家大院和民居建筑，如平遥县创建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李家、榆次市开辟荣商之路的常家、太谷县的经贸活动伸展到东亚、西欧的大资本家曹家、灵石县因财达官，因官得势，大院建筑南北风格融为一体的王家等，或官府气势较强，或园林盛景较浓，形成了与乔家、渠家大院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民间瑰宝。
春秋数度，风流尽显，晋商大院以其辉煌的过去，永垂史册。后人将沿着历史上晋商辉煌的足迹，再创新世纪的繁荣。